明代服饰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前襟纽扣逐渐取代了沿用数千年的带结。纽扣这一元素并非明代才崭露头角，在元代辫线袄子的腰围部分，就曾出现过钉纽扣的样式，而明代则是进一步推广和应用。纽扣的使用，犹如一股春风，为服饰带来了全新的风貌，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连接方式，更标志着服饰制作工艺和使用便利性上的重大变革，深刻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这一时期理学的盛行，也在潜移默化中对服装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较于唐装，明装在衣裙比例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往上衣短下裳长的格局被打破，上衣逐渐变长，露裙的长度相应缩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在衣领方面，也经历了从宋代对领为主向明代以圆领为主的转变，这种变化使得服装整体线条更加流畅、柔和，更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

　　朝服作为明代用于众多国家大典场合的服饰，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和使用规范。在大把、庆成、正旦、颁沼等重要的国家仪式上，官员们会佩戴梁冠，身着赤罗衣与裳，搭配佩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并系上绶带。明朝延续了宋朝的做法，以冠上梁的数量来明确官员的等级。

　　公侯伯爵等高级官员的梁冠与配饰都极为奢华且各有不同。公冠为八梁，还会加上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段以及前后玉蝉等装饰;侯则是七梁笼巾貂蝉，只是前后佩戴金蝉，其他方面皆少于公冠一等;伯为玳瑁蝉，同样较侯再减一等，而且都要插雉尾加以区分。驸马与侯在梁冠与配饰上相同，但不插雉尾。梁数之外，官员所佩的带和绶也是区分品级的重要标志。从官一品的冠七梁，到九品的冠一梁，不同品级的革带、绶带材质与颜色都各具特色，细致而严谨地展示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差异。此外，官员所拿的笏板，依据品级材质也有所不同，一至五品用象牙，六至九品用槐木，这进一步强化了身份地位的区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立场和观念发生巨大转变，遗忘了自己曾经的贫苦出身，开始强化封建统治特权，将百姓视为低贱之人，认为庶民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趋事执役以奉上”。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榜通告两浙、江西的百姓：作为他的子民，应当清楚自己的本分，承担田赋力役侍奉朝廷就是职责所在，能够安分守己，就可保家人幸福、家业兴旺，成为忠孝仁义之人;反之，不仅国法难容，在他看来“天道亦不容”。

　　这种观念直接反映在百姓的服饰上，明初有着诸多严格的限制规定。庶人结婚时可借用九品官服，但平日只能穿着杂色盘领衣。男女衣服的颜色、材质和装饰都有诸多禁忌，黄色和玄色禁止使用，严禁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等高档面料，靴子不能制作花样、不得用金线装饰，饰物不可使用金玉、珠翠。平民百姓的帽子不能有顶，帽珠仅限用水晶或香木，商人更是受到诸多限制，只能身着绢、布材质的衣物，衣服的身长、袖的长宽都被精确规定尺寸。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代中后期，这些限制大多难以严格执行，逐渐被人们忽视。

　　明代男子便服形式多样，但普遍保留着大襟、右衽、宽袖、下长过膝的基本特征。对于普通庶民百姓而言，日常穿着一般是上身着衫袄，下身着裤子，外面再裹上布裙;而贵族人家的男子便服则多选用绸绢、织锦缎等高档面料，上面绣有各种蕴含吉祥寓意的纹饰。比如常见的在团云和蝙蝠之间嵌入圆形“寿”字，利用“蝠”与“福”的谐音，传达出“福寿绵长”的美好祝愿;还有牡丹、莲花等各种经过变形夸张设计的图案，牡丹作为“富贵之花”，一直是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莲花因被人们喜爱且被佛教视为“佛门圣花”，二者之间穿插的枝叶、花苞，使得花样精致独特，充满了祥瑞和神圣的氛围，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

　　此外，儒士、生员、监生等读书人大多选择穿襴衫或直裰。明制规定，生员襴衫要用玉色布绢制作，宽袖且边缘黑色，配有黑色软巾垂带;直裰则是一种斜领大袖的长衫，因其背缝从领口一直贯通到下摆而得名。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便能看到相关描述，落魄的童生周进和发迹的王举人都是身着直裰，只不过一个穿的是多处磨破的旧“元色(黑色)绸”直裰，另一个则是崭新的“宝蓝缎”直裰，鲜明地体现了两人不同的境遇。除了直裰，他们还有曳撒、程子衣以及褡护、罩甲等穿着选择。曳撒是交领、大襟、长袖过手的袍服，上下相连，腰间有褶裥，最初是士庶男子的便服，明代后期在士大夫宴会交际场合也颇为流行;程子衣是明代文人儒士日常穿着的服饰，衣身较长，上下相连且腰间有褶;搭护是一种略短于褂的短袖衣;罩甲分为对襟和不对襟两种，对襟的通常是骑马者穿着，军民步卒不准穿戴，不对襟的士大夫则可以穿用。

　　明代官员在常年处理政务时所穿着的常服，也是公服的一种，其形制较为简洁，主要由乌纱帽、团领衫和束带三部分构成。乌纱帽前低后高，两侧各插有一翅，整体呈圆形，外表覆盖黑皱纱，帽里采用漆藤丝或麻材质，轻盈耐用，佩戴和摘取都很方便。明代将乌纱帽作为官帽，此后“乌纱帽”便成为官职的代名词，郑板桥诗中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便是用乌纱帽指代官职。束带的材质依据品级有严格的区分，品级从高到低分别对应玉带、花犀、金钑花、素金、银级花、素银、乌角。洪武二十四年，开始在官服上使用补子这一重要标识，补子是有固定位置、形状、内容和意义的纹饰，通常用金线或彩丝织成飞禽走兽的图案，方形的补子分别缀于官服的前胸和后背，文官补子绣禽，寓意文明，武官补子绣兽，象征威武，不同品级的公、侯、伯及各官员都有各自特定的补子，这一创制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区分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之一。

　　祭服，作为明代服饰中最为尊贵的类别，仅在祭祀这一特定庄重场合使用。明朝初建，学士陶安奏请制定五冕制度，朱元璋认为古代冕服制度过于繁杂，于是进行简化。规定皇帝在祭祀天地、宗庙时，穿着衮冕;在社稷等祭祀活动中，身着通天冠和绛纱袍，其他场合则不用。洪武二十六年，进一步确立了品官祭服的规制，一品至九品官员的祭服都是采用青罗衣搭配白纱中单，领口和袖口为黑色，并有黑边装饰，搭配赤罗裳和赤罗蔽膝。冠带、佩绶等则根据朝服的品级进行配置，显示出严谨的等级秩序。

　　明代官服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唐制，但等级差别更为显著。这种差异的变化与朱元璋夺取政权后改变农民立场并大量吸收儒家思想密切相关。

　　官服中冕服的等级最高，但使用范围极为严格，仅限于皇帝、皇太子、亲王等皇室成员，在祭祀或朝会等重大典礼时穿着。明初冕服基本遵循传统形制，在洪武到嘉靖年间历经几次变更，主要在质料和花纹位置上进行微调，每次改变都让冕服的规定更细致，制作工艺也更精湛。和以往冕服相比，明代冕服有诸多不同。比如将原冕服下裳改成连属的帷幕样式，规定所绣日、月直径为五寸，改用黄玉作充耳，五彩玉旒变为七彩玉珠，还在袖子上绣上火、华虫、宗彝，两肩添上日、月，后背补上星辰、山等图案，设计更加丰富。皇太子在陪同皇帝进行天地、社稷、宗庙祭祀，以及大朝会、受册等重大典礼时，也穿衮冕，但品级略低于皇帝，为九章纹，冕有九旒，旒用九玉 。世子衮冕等级又低于皇太子，为七章、七旒 ，珠玉的质料和色彩也有差别以作区分。

　　此外，皇室冠服还有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燕弁服等，用于不同的特定场合。这些冠服随着时代发展也有变化，像武弁服，起初用于皇帝亲征或遣将，后来便不常使用。几种冠服中，常服使用较为频繁。常服为折角向上的乌纱帽，盘领窄袖黄袍，袍身前后及双肩都绣有金织盘龙，搭配金、玉、琥珀束带。因乌纱帽折角朝上类似“善”字，后来被称为“翼善冠”。明代“翼善冠”相较于唐代更为简化，如今在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金制翼善冠，能让我们直观领略其精美。这顶冠饰由极细金丝编织而成，上面两条金龙戏珠生动逼真，工艺精湛，尽显皇帝的至尊地位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